ESG不仅重新定义了企业价值，将生态保护、社会责任与治理效能纳入核心考量，更折射出现代化发展的转型特点：从单一的经济效率转向人类文明的延续性。
文｜王敬雅
ID | BMR2004
如果要寻求生态问题的解决方式，无疑要先回答一个问题：“生态问题是不是一个现代化问题？”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化，加速了化石能源使用、矿产开采和森林砍伐，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激增、生物多样性丧失及资源枯竭。城市扩张侵占自然栖息地，破坏生态系统完整性。现代化社会推崇的消费模式催生了过度包装、电子垃圾和塑料污染。现代化并非生态问题的唯一根源，但确实通过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放大了其发生规模与速度。
同时，现代化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工具与理念。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化，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框架正成为衡量现代化质量的新标尺。ESG不仅重新定义了企业价值，将生态保护、社会责任与治理效能纳入核心考量，更折射出现代化发展的转型特点：从单一的经济效率转向人类文明的延续性。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生态的失衡开端于何时，它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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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灾害伴生的古代中国地理特征
灾害和古代国家政权的关系不仅是出于“天人感应”说的臆想第二证券，而且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中国自古为农业大国，但地理禀赋着实一般，中国虽然地域辽阔，但地貌类型多样，分布错综复杂。山地、高原、盆地和丘陵约占全国总面积的88%，平原面积不到12%。山地与平原相比，宜耕性差，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受全球环境变化影响较大，人类的不当利用极易导致水土流失和资源破坏。目前，山区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0%，农耕并无优势，人们往往需要精耕细作才能维持生计。
既然中国是农业大国，在古代基本就是“看天吃饭”。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开拓者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分时期统计了我国各类灾害的年次，其数据经常被后来学者引用。“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公元前1766年（商汤十八年）至纪元1937年止，计3703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约每6个月便有一次灾荒。”这并不全面的统计确实也可以得出这3000多年间“几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
当自然灾害造成危害后，国家通过防灾抗灾的科技措施来应对灾荒，并组织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灾荒救治。古代中国开展灾前的仓储备荒和水利建设，推行灾中抗旱保墒、抗洪治水、除治病虫害等措施，重建灾后生产生活秩序，同时对风、雪、水、雹等多种灾害不断进行防灾减灾方面的技术改进，建设了一套体系完备的“荒政制度”。荒政制度由仓储建设以及勘灾、定损、蠲缓、安辑等各项工作组成，通过多种措施之间的相互配合，有序进行防灾抗灾。
皇帝和臣民视自然灾害为国家大事，并以此发展出了自然灾害的“天谴说”。《左传·僖公十三年》中讲述秦晋泛舟之役时，论及天灾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据此发挥，提出了天灾成因的国家学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灾害和古代国家政权的关系不仅是出于“天人感应”说的臆想，而且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古代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本就处在社会底层的自耕农、佃农等农民阶层面对禾稼毁坏，日常生计难以为继，导致破产成为流民，或卖儿鬻女，或饿殍载道，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况。灾民群体的生计困境成为中国历史上长期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一旦出现跨州连县的灾荒事件，灾民群体便可能蜂拥而起，直接冲击地方社会并进一步加重灾情，例如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及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然灾害引发饥荒，进而造成社会动荡，灾民群体汇聚为足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社会力量。自然灾害与中国古代王朝更替虽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灾荒期间，会出现帝王祈祷弭灾的国事盛典，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百姓普遍陷入生计困局，祈祷弭灾是纾解民生和应对灾害的主要措施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与自然灾害伴生的国家，而且灾害以各种形式被嵌入国家政治当中。灾害不仅是自然挑战，更被纳入“天人感应”的政治叙事：帝王常以罪己诏回应天灾，借祭祀重塑权威。人民在与天灾抗争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生存的智慧。
02
古代中国的生态平衡应对之法第二证券
“在危机中成长”的模式，最终塑造了一个以韧性、协作和创新为特质的文明体系。
尽管古代中国灾害频发，但在这片土地上仍然孕育出了绚丽璀璨的古代文明。自然灾害对古代中国而言既是威胁，也是催化剂。它迫使社会不断调整治理模式、提升技术水平、强化文化认同，这种“在危机中成长”的模式，最终塑造了一个以韧性、协作和创新为特质的文明体系。
在自然灾害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古代中国人民在两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发展。一是形成了一种凝聚性和调动能力极强的国家组织。频繁的自然灾害催生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跨区域治水、赈灾等公共事务需要统一调度全国资源，推动秦朝建立郡县制强化中央管控，并集中人力修建大型水利工程。至汉代更发展出制度化的灾害应对体系，如设置常平仓平抑粮价，构建起从地方到中央的赈济系统，使庞大王朝能在灾后快速恢复社会秩序与经济生产。
二是发展出了提高生产能力的实用技术。为应对自然灾害，古代中国发展出先进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抗旱抗涝的耕作技术，如垄作法、轮作制。这些技术不仅缓解了灾害带来的影响，还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此外，古代中国建立了早期的气象观测和灾害记录体系，积累了大量应对经验。明朝初期甚至还出现了植物学奇书《救荒本草》，鉴别出可以充饥的植物，绘出图谱。此书详细而准确地记载了植物的名称、别名、产地、分布、特征、可食部分以及烹调食法等等。当时的知识精英将注意力集中于灾害应对，在农业著述中，以减灾技术为中心的应对措施比比皆是，如汉代《氾胜之书》中总结的禾黍防霜防露法：“植禾，夏至后八十九十日，常夜半候之，天有霜若白露下，以平明时，令两人持长索相对，各持一端，以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禾稼五谷不伤矣。”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了抗旱保墒耕作技术：“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这些技术和方法都具有相当的进步性。
当然，除了中华文明自身的适应性，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也是我国在频发的自然灾害中可以前行的原因。
前现代农业生产依赖土地与自然循环，技术革新缓慢，如铁器普及后千年未再有突破，耕地扩张受制于地理条件。这种“低速增长”客观上限制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例如宋元时期山地的梯田开始被广泛开发，但限于工具水平，开发规模仍属有限，且通过轮作、休耕维持地力，避免了土地退化。即便遭遇灾害，受损的农田因未透支生态承载力，数年内可通过自然淤肥或人工修复恢复生产。
农业生产力上限也导致中国人口增长受“马尔萨斯陷阱”制约，从汉代至清代，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极低，加之战乱饥馑时常发生，人口增长速度远低于工业革命后的水平。缓慢的人口增速降低了资源竞争压力，加上中国地大物博，灾害后的剩余资源足以支撑幸存者重建，例如明末的华北旱灾，导致千万人死亡，耕地虽然减产，但形成了一种次生的稳定形态，所以并未引发持续性生态崩溃。
此外，传统农业中的水、旱、风、虫等灾害多具空间局部性和时间周期性，某一种灾害不会长时间作用于同一地区。洪水退去后遗留的淤泥可增肥土地，干旱后的休耕期则有助于土壤恢复。所以，对比工业污染，如重金属残留需数百年才能降解，农业灾害的物理破坏更易通过人力干预得到逆转。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所作的《农政全书》中就记载了“灾后补种法”，即利用短周期作物在灾后3个月内实现再生产，最大程度缩短自然灾害造成的生产损失。
03
清末生态治理弊病留下的反思
生态常态性的破坏需要现代化的治理模式加以疏导。
转折出现在清朝末年，具体说是嘉道以后（嘉庆和道光两个年号之后的时间段，即19世纪以后）。如前所述，环境的自我修复需要两个前提：第一是没有恢复周期较长或是不可逆的环境破坏；二是人口处于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但这两个前提在19世纪之后，都逐渐被打破。
在快速增长的人口面前，平原地区很快被开发殆尽，大批无地农民流入原先人迹罕至的山区伐林垦山。玉米等杂粮作物适于山地种植，有力促进了垦山开荒活动，但种植玉米等杂粮刨土深，最易造成山地土质疏松、植被遭殃。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原所长葛全胜在《中国历朝气候变化》一书中的统计：清初，全国森林覆盖率约为21%，主要分布在广大山地、丘陵地区，而到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毁林开垦等活动使得全国森林覆盖率至少下降了5个百分点，祁连山区、秦巴山区、江南丘陵地区和南岭地区等原先主要森林分布区的下降则更为剧烈。
此外，大量以填湖围垦为主的与水争田活动，对水域系统也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清代，围垦之举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变本加厉的趋势，尤以江汉湖区、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及太湖地区为甚。据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清代官员马慧裕的报告：“查湖南濒湖十州县，共官围百五十五，民围二百九十八，刨毁私围六十七，存留私围九十一。”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自明末奇荒打击下恢复元气之后，百余年间未遇大灾，始终是全国经济中心。然进入嘉道时期，江南地区却连遇重灾袭击。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夏，江南大水成灾，苏南多有全荒无收之处，浙北16州县卫额田（明代卫所制度下分配给军户的田地）平均收成仅二分有余，粮价飞涨，民力维艰。
显然，这种生态常态性的破坏，已经不是传统国家的治理逻辑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现代化的治理模式加以疏导，但清代统治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非但如此，他们还延续着一些环境治理中遗留的“恶习”，例如治水过程中的“以邻为壑”。明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在洪泽湖东岸筑高家堰，以捍御淮水东侵，此后洪泽湖逐渐向北和西扩展。万历年间，总理河道兼提督军务潘季驯为综合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交汇地区的水患问题，对高家堰进行全面延伸、增高、培厚，同时将原有的土堤改为石砌堤堰，抬高洪泽湖水位，逼淮水尽出清口，实现其“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治水方略。潘季驯的治河策略在清代被继承，高家堰不断被延长、加高、加固。高家堰壅高洪泽湖水位，在挡住淮水东流的同时，却增大了地势低洼的里下河地区的洪涝风险。洪泽湖成为地上悬湖，周边生态环境受到极大影响。明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高家堰的增高会导致水位上涨，影响到明祖陵，所以在湖东南建有一些减水石闸。清代没有淹没明祖陵的顾虑，高家堰不断增高，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泗州城终于遭受没顶之灾。历史学家马俊亚就批评高家堰的修筑，认为其使淮北成为被牺牲的“局部”。此外，明清政府为保护漕运，让淮河超负荷地承担着“蓄清刷黄”“济运保漕”的国家大政，结果曾经槽深、水清、利航的淮河竟成为淤积变形、失去下游和入海水道的“扁担河”。
清末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环境问题和传统治理模式之间的脱节，成为嘉道时期秘密宗教盛行不衰、“匪”患丛生、社会动乱不断的社会根源，大量人口因环境恶化导致的灾荒、瘟疫被迫成为社会流民，有的人因为无助和恐慌被秘密宗教影响成为“教民”，有的人在环境资源的争夺中流为“盗匪”。这种治理脱节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民生凋敝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初，随着国家治理走上正轨，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民生困苦才得到了彻底纾解。但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快速发展第二证券，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又以更加复杂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上一次环境问题和治理的错位造成的痛苦犹在眼前，那么在这次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中，我们必须认真筹措，以制度创新扭转“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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